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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1、<p> 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的再認識</p><p> 【摘 要】 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是一門新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學科。文章概述了國內專家關于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是否獨立學科,是否成熟,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理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認為其是作為傳統(tǒng)社會史與思想文化史的反思而興起,使社會史與文化史有機融合為一體,構成了史學研究發(fā)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視角,但目前為止尚未發(fā)展成為獨立的學科體系。
2、 </p><p> 【關鍵詞】 社會文化史;新視角;學科 </p><p> 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是20世紀90年代前后繼文化史和社會史復興之后而被大陸學者關注漸次興起的。1988年,劉志琴研究員發(fā)表《復興社會史三議》、《社會史的復興與史學變革――兼論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榮》,被學界視為“社會文化史”這一學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從這一年算起,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已經走過了24
3、年的研究歷程。在24年的時間里,社會文化史從無到有,從微弱到繁榮發(fā)展,無論是研究隊伍還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語。社會文化史的興起,一開始是對傳統(tǒng)社會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動開始,也就是說,當時是作為社會史的一個分支出現(xiàn)的。那么,作為當時社會史研究的新視角、新方法而出現(xiàn)社會文化史領域,有沒有經過發(fā)展成為獨立的學科呢?這是這次討論要闡明的問題。 </p><p>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明晰學科這個概念。學
4、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學研究領域,它反映公認的科學概念、基本原理、規(guī)律和事實,并反映本學科最新成果。它是隨著科學知識體系的發(fā)展與分化而出現(xiàn)的。人們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總是選取不同的角度對事物加以分析,力圖使所得到的認識更加深入。這樣便形成了今天的學科分類體系。構成一門獨立學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對象或研究的領域,即獨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對象。第二、理論體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題、規(guī)律等所構成的嚴密的邏輯知識系統(tǒng)。第三、方法論
5、,即學科知識的生產方式。 </p><p> 在2002年召開的“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學術研討會上,劉志琴研究員曾說:“一門學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幾代人的努力?,F(xiàn)在說它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交叉學科,看來為時尚早?!盵2]那么十年之后,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發(fā)展,有沒有向學科轉化的跡象,或者已經轉化為獨立的學科了呢?下面從以上三個方面分析,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發(fā)展變化。 </p><p
6、><b> 一、研究對象 </b></p><p> 在2002年召開的“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學術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蔣大椿曾說,社會文化史的概念雖然模糊,但必須有一個大致的研究范圍。社會文化史重點研究大眾文化和大眾生活,但這樣的研究范圍是否等同于研究對象,還值得思考。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認為,研究范圍不等同于研究對象,具體的研究對象包含于研究范圍之內,而又小于研
7、究范圍。歷史研究不是為研究而研究,簡單的對于歷史真相的還原,其研究的意義就在于其學術關懷和現(xiàn)實關懷。因此,并不是這個范圍內所有的事項都需要事無巨細的展開研究和論證,用李長莉研究員的觀點來說:“治史者在選擇研究題目時,須有歷史關懷、時代眼光、整體觀念與問題意識,如此才能選擇具有歷史價值的論題”[3]也就說,歷史研究者的選題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與歷史主題關聯(lián)度比較高的才會成為我們的研究對象。 </p><p>
8、 人類歷史是豐富多彩、紛繁復雜的,這一點決定了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對象是多樣性的。從社會文化史的產生來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會史互補的基礎上產生而來,因此從對象的角度來說原先文化史和社會史的研究對象都是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從這個角度來講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對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會文化史的角度我們關注這些對象的意義已經發(fā)生變化了,對于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比如精英思想,我們要關懷的不是這種思想怎樣來,我們關注的是它是怎么樣影響社會的,思想與社會的有
9、沒有互動,這種互動達到了哪種程度;對于社會史研究的社會制度、組織、教育、法律、風俗等研究對象我們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隱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p><p> 綜上所述,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并不具備“獨特的、不可替代”性,從構成學科要素的特點之一來講,社會文化史也許不構成學科。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意識的更新以及科學發(fā)展的實際情況,對于學科屬性認定的標準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p
10、><p><b> 二、理論體系 </b></p><p> 構成學科要素特點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題、規(guī)律等所構成的嚴密的邏輯化的知識系統(tǒng)。 </p><p> 社會文化史作為新興研究領域,其發(fā)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論支撐。對于在文化史和社會史基礎上產生的領域,必須要界定自己與其它兩個領域研究的關系,那么對于什么是社會
11、文化史必須搞清楚。 </p><p> 1988年,劉志琴研究員提出了社會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長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學者相繼對“社會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長莉認為,社會文化史是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結合形式,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生活方式及其觀念的歷史”,后來,李長莉又提出:“凡是從文化視角來研究歷史上的社會問題,或用社會學方法來研究文化史問題,把社會生活現(xiàn)象與思想觀念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都可以稱之為社會文化
12、史?!盵4]梁景和提出社會文化史“是通過民眾外在的社會生活來研究其內在的價值取向及其思想觀念”,后來又提出“社會文化史是研究社會生活與其內在觀念形態(tài)之間相互關系的歷史。”[5]左玉河認為,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關注社會下層,打通文化史、思想史與社會史,注重思想、觀念與社會的互動?!鄙鲜鋈粚W者,對社會文化史的界定表述雖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會文化史的研究無論對象是什么,必須以體現(xiàn)“思想、觀念與社會互動”為主旨,
13、以揭示社會運動背后的文化演進規(guī)律為終極目的,因為“文化是全部歷史之整體,須在歷史之整體內來尋求歷史之大進程,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義。”[6] </p><p> 在現(xiàn)代哲學、邏輯學、語言學中,命題是指一個判斷的語義,而不是判斷句本身。當不同的判斷句具有相同的語義的時候,它們表達相同的命題。如果我們以此為依據(jù)來分析,就不難得出結論,三位學者所給出的判斷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題都是相同:社會文化史是關于社會生活及社會有
14、機體運作規(guī)律的文化解釋。 綜上所述,無論從概念、命題還是從規(guī)律來看,社會文化史基本已經具備學科的輪廓。 </p><p><b> 三、方法論 </b></p><p> 這里講的方法論,主要探討社會文化史有哪些理論方法,以及方法的產生方式。 </p><p> 梁景和教授在《關于社會文化史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方
15、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為傳統(tǒng)的史學理論與方法;二為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三為創(chuàng)新的理論與方法。[7]下面簡要介紹這三個方面: </p><p> 第一,傳統(tǒng)的史學理論與方法。這里主要包括歷史意識、關于書法、和信史的理論、關于采撰和歷史事實的理論、關于史論藝術和歷史見識的理論、關于史文表達和審美要求的理論、關于史學社會功能的認識、關于史學批評標準和史學批評方法的理論等七個方面。 </p><
16、;p> 第二,對其它學科理論的借鑒。生活是折射社會的多棱鏡。生活的多樣性,決定了觀察視角的多樣性。單一的視角,必然導致歷史還原的平面化,使歷史本身喪失了應有的精彩。多樣化的視角,必須要有多樣的方法來對應,如與人類學、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地理學等相結合,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以不同的視角來切入,以綜合的方法來論證,這樣展現(xiàn)的歷史必然是豐富多彩的。 </p><p> 第三,創(chuàng)新的理論與方法。社會文化史
17、的發(fā)展,不僅需要繼承古代先賢和借鑒多學科的理論,更需要根據(jù)研究領域的特殊性進行本土化、領域化的創(chuàng)新來推動史學研究的發(fā)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學術研討會上諸多學者都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問題:中國學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釋系統(tǒng)?劉志琴研究員在會上提出,應該依據(jù)中國社會文化的實際,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解釋學,中國學者完全有希望構建自己的中國社會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釋系統(tǒng)。[8]在2012年9月21日召開的第二屆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
18、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劉志琴再次提出了要從泰州學派那里尋求思想火花,創(chuàng)建史學理論的問題。這個過程可能是比較艱難的,雖有發(fā)展但尚無成型的系統(tǒng)理論的出現(xiàn)。 </p><p> 綜上所述,社會文化史經過二十多年特別是最近十年的發(fā)展,在理論創(chuàng)新和研究成果上雖然有了較大發(fā)展,已經脫離了起初的新視角、新方法的初級階段但離獨立學科仍然有一定的距離,這必然會激勵后輩學人不斷推陳出新,以推動社會文化史學的繼續(xù)發(fā)展。 </p&g
19、t;<p><b> 【參考文獻】 </b></p><p> [1] 李長莉.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03.4. </p><p> [2] 左日非.“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學術研討會綜述.近代史研究,2002.2. </p><p> [3] 李長莉,“碎片化”:新興史學與方法論困境,第二屆中國近
20、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p><p> [4][7] 梁景和主編,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p><p> [5] 李長莉,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03.4. </p><p> [6]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三聯(lián)書店,200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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